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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北京9月25日电 题：小屏改变大时代 移动互联网重构中国人生活
中新社记者 马学玲 袁秀月
“如果有一天意外离开这个世界，我的这些账号怎么办？”
因为担心多年经营的网络账号得不到妥善处理，中国上海一位年轻的自媒体博主为自己的数字遗产立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里，记录了另一个“她”——一个数字化的存在。
1000多公里外的陕西，八旬老太崔淑侠对着屏幕，操着方言销售家乡的大红杏：“这杏好吃得很，额(我)给你咬一口，额(我)还没牙，好吃得很。”
三天吸引上千粉丝，每天助销家乡红杏过万元人民币，人们称她为“网红奶奶”。
一小一老“逆龄”操作的背后，是移动互联网改变的今日中国。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中国什么？可以从一个二维码说起。
收款码、付款码、乘车码、点餐码……无数普通人从二维码开始走进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同时也打开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大门。
资料图为北京一商场内，顾客从巨型二维码前走过。 中新社发 樊甲山 摄十年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增长超6亿，移动互联网不断展示着改变现实的力量。电商、社交、游戏、移动支付、资讯等各类APP涌现，互联网创业热潮席卷全国，截至2021年底，中国境内外互联网上市企业跃至155家。评论指出，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字经济蓝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11.2%，2015至2020年达10.1%。中国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蓝皮书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将延续快速增长势头，数字经济整体的年均名义增速为11.3%。
中国人的生活在移动互联时代得以重构，就餐、出行、购物、就医等都转移到网上。文化娱乐方式、时尚观念以及消费理念，也随着互联网的风向而变。
移动互联浪潮之中，社会交往方式随之巨变。很多年轻人习惯通过互联网寻找同好，与群体及社会互动。像崔淑侠这样的银发群体，也从数字技术的边缘成为移动互联网新的“流量池”，短视频、直播成为老年人新的社交方式。
资料图为2022年9月9日，福建厦门，参会者在“投洽会”上体验元宇宙直播。 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一些独特的网络文化产生，网络流行语、表情包成为年轻人日常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真正的“网络原住民”，中国的新生代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他们兴趣广泛，充满热情，崇尚个性表达，也热爱传统文化。他们有主见不盲从，拥抱他人也相信自己。
不管是让田园梦走向世界的李子柒，还是拥有众多粉丝的举重冠军吕小军，抑或是冬奥赛场上的苏翊鸣、徐梦桃，他们代表着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视角。
资料图为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举行，徐梦桃庆祝夺冠。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移动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现实中的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眼中的中国。
19年前，希腊《希华时讯》总编辑梁曼瑜刚出国时，有外国朋友问她：“你们中国人家里有电视机吗？”这让她啼笑皆非。
如今，许多希腊朋友用上了中国生产的手机，用中国企业搭建的跨境电商平台购物，希腊民众颇为关心的话题变成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
过去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及其推出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产品，已成为“中国智造”的一张新名片。
许多中国应用在海外市场拥有大批的用户，并在海外落地生根，发展出适合当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中国的文化内容也正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网络文学、汉服文化、网络游戏纷纷“出海”，拉近了中外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海外粉丝好奇的不仅是中国发展有多快，他们更在意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农民，甚至包括李子柒。”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说。
像高佑思这样的外国网红，在中国移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甚至已成为一种现象。有人调侃，如今的中国互联网，遍地都是“老外”。外国网红和中国粉丝，越来越多的互动和碰撞，正在打破彼此间的文化“次元壁”。
资料图为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联合创始人高佑思(后排左一)在北京现场主持一场试吃活动。 中新社发 金硕 摄小屏改变大时代，移动互联网通过连接万物、信息流通，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点滴，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其带来的系列次生负面问题不可忽视，值得反思。
数据鸿沟、算法陷阱、信息茧房、社交疏离、注意力缺失、隐私泄露、电信网络诈骗……人们在拥抱数字化生活时，不得不直面这些困扰。
去年，中国制定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久前又通过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时下，中国各地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动作频频，全国层面的立法计划也列入议程。
资料图为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当日，一位男士在北京街头查看手机。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加速向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在全力驱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亦在致力用法治驯服“数据”，推动技术发展“去恶向善”。(完)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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